前不久有两则新闻较引人关注：一则是上月中旬农业部宣称我国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另一则也是上月底充斥各大媒体的所谓“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出炉。
　　这两则新闻我并未点开看。因为第一则对我来说，只是历史——至少希望它早点成为历史。早在上个世纪之末，我曾专注报道过环境污染，尤其是面源污染和水污染，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以中国的“新闻观”看，我那篇十多年前采访世界银行中国生态项目负责人之后写的万字长文《滇池，沉重的呼唤》，现在不仅仍然是“新闻”，而且仍然具有“前瞻性”。至于第二则，看完标题我就笑了：拿什么严啊？
　　这两则新闻本身不值得一评，但把它两连在一起，却涉及到当下国人生存的根本——农业和国学，必须做根本探讨。
　　根在哪里？
　　再引用一则旧闻：据2015年德国时评报道，德国今年年初最大的游行不是德雷斯顿以反西方伊斯兰化和反移民为主旨的PEGIDA游行，而是1月17日在柏林举行的“我们受够了！”游行。5万多来自全德各地的人开来了近百台拖拉机，打扮成动物和植物，发表激昂的演说……他们的诉求是：反对日益工业化农业，支持家庭农业。
　　真是稀奇的很！当中国举国上下大干快上地追逐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的时候，作为工业化标杆的德国，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反对农业的工业化？
　　什么是他们反对的工业化农业呢？
　　在网上查了一下得知：他们反对的所谓工业化的农业，就是把工业生产规律套用到农业，把土壤、水资源、环境、动物和植物仅作为生产要素，以人的意志来设计和控制农业的大规模生产。比如，大型集约化动物养殖，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大型“动物工厂”为了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将动物终身监禁在狭小的牢笼中，为了不让它们在狭小空间内相互伤害，而对它们进行“改造”，拔掉牛的犄角，剪掉猪的尾巴和鸡的喙；为了防止动物生病，对它们使用大量的抗生素。“动物工厂”常常声称具有现代化的治污手段，事实上却常常造成所在地下水、土壤和空气的严重污染。种植方面，他们为了追求产量而使用化肥和农药，这样不仅粮食的品质下降。更严重的是，在化肥、农药的使用过程以及生产环节中，对环境和能源的破坏极为严重。追求产业化、规模化和市场化的农业，意味着品种的整齐化一，意味着对土地更多的压榨，把田园变成车间，从而使土地丧失了轮作休养、多样化耕作的机会。政策长期偏袒大规模工业化农场，而没能给予小规模家庭农场以应有的支持。小农虽然保持传统的农业伦理，维持了生态平衡、守护着乡村景观，给动物更多的权利，却得不到政策支持……
　　反复查看了相关资料，我惊讶地发现：这些德国人游行抗议的，正好也是当下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趋之若鹜的！翻开多年来中央指导农业的纲领性文件——“一号文件”认真学习，发现“现代农业”或“农业现代化”始终是农业“发展”的主旋律，13、14、15年连续三年文件标题更是直截了当。那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农业呢？逐一阅读，发现2007年“一号文件”是这样表述的：“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模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业”。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农业”呢？我以往的理解，农业傍上“现代”，就是先进生产力，就是“高大上”；就是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科学化、机械化生产；或者说是投入最小化、生产工业化、产品标准化、效益最大化……但是，总觉得我这样理解不足以表达“现代”的全部内涵，似乎还缺了些什么。于是想起知名学者赵汀阳先生有一次在讲座中对“现代”的定义，他说现代就是不断的革命。仔细琢磨此话之于“现代农业”，真可谓一语中的！因为自农业被“现代”了后，原本能活十年的鸡，在“现代化”养殖场就只能活二、三十天；原本被我们的祖先种了几千年仍然地力常新的土地，一旦开始“现代农业”后，土地立马结板酸化，二三十年就长不出庄稼；原本生物多样性的区域，“现代化”后很多作物已经消失，只剩下“一村一品”；原本江河湖泊密布的鱼米之乡，“现代化”后成了荒滩，或不得不打井和使用滴灌；甚至原本在头顶的蓝天白云也被“现代”革掉了命，结果头顶“神灵”不见了，剩下的只有雾霾……虽然相信很多人对所谓“现代农业”或“农业现代化”并不完全理解，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现代”与“农业”前后次序的颠倒，以及“现代”的尾巴上要不要加“化”的问题。而是自从“现代”和农业和捆绑在一起，农业从此之后总是病魔缠身，噩运不断。
　　回顾一下，自从“现代”成了中国农业的绝对纲领后，食品安全就阴魂不散地困扰着中国人，中国人吃什么都成了惊弓之鸟了。发明了化肥的德国人的游行也说明了一切。那么化学农业到底带来了什么？也许中国环保部前部长周生贤两年前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披露的数字可以说明，他说中国受污染耕地约1.5亿亩。比周生贤更具体的，是农业部总经济师钱克明去年5月的发言称，中国已有十分之一的农田被化学物质或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残留的重金属、有机物农药的超标大概20%。钱克明还说中国每年大概要用相当于1亿吨的化肥，等于每五斤粮食要用一斤化肥，超出了国际公认安全线的一倍以上。每年使用130万吨农药，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5倍！
　　据悉，污染农田土壤的重金属元素主要包括镉、汞、铅、砷、铬和铜等，被污染的耕地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消除的。由于土壤污染防治涉及国土资源、农业、环保、工业等多部门，所以中国到底有多少土地污染并不清楚。有机构估算中国实际上严重污染的土地早已超过耕地的20%！事实上也毋须说清楚，只需要观察一下，中国到底还有哪些地方种地不用化肥农药，就一目了然了。2013年5月份广州抽检大米时发现有4成镉超标——这仅仅是镉！若真有一部“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实施的话，那就意味市场供应的大米至少减少4成！
　　好在人家德国人已经活明白了，他们开始呐喊“我们受够了！”。他们拒绝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倡议要遵从农业的自然规模，还原动植物生命本性，要保护小农。然而，作为传承了最优秀小农生产技术的农业文明国家，一点也没有吸取工业国家的前车之鉴，仍然声势浩大地对养活了上万年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小农生产痛下杀手。当世界各地普遍在抵制大型农业、维护小农利益的时候，中国的三农研究者却为大农代言，强调要建立土地要素市场化，建立以利润为导向的高度资本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他们主张公共政策为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为了贪大求洋的追求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政府财政把大量支农资金补贴到“龙头企业”，不少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力量甚至强力推进土地集中连片，千方百计扶持龙头企业推行“农业现代化”。而中国的2亿多小农户，虽然仍然生产供应着占中国大多数的农产品，却始终是被排斥在政策扶持之外。在这种“现代”盛宴的狂欢下，资本贪得无厌地四处攻城掠地，国家涉农政策和媒体一边倒地大干快上。他们无不借农业现代化之名否定、抛弃、打败小农，延续了几千年的精耕细作的小农，在“现代”的号角号掩盖下，纯粹成了“龙头企业”拈板上的肉，恣意宰割。
　　一切以经济发展之名，一切唯西方发达国马首是瞻。一边是号称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的国度，主动放弃了祖祖辈辈所传承的精品农业，疯狂而不计后果地倒追农业的粗犷式生产和人定胜天的颠覆式革命；另一边是把工业做到极致，发明了化肥（哈柏）的老牌工业国，却在竭力反对以人的意志来设计和控制农业生产。依现代中国经验，可以大胆地预测：等把自然而然长在土地里的农作物像当年“破四旧”那样消灭之后，若干年后中国人也会模仿德国人举个牌子标示“我们受够了！”？中国政府会或在不久的将来，派大批大批的官员到西方诸国，学习考察人家小农生产的“先进经验”？或者干脆上升为意识形态领地，像钱钟书先生描述的那样，公派留学生去牛津或法兰克福图书馆查阅整理中国的农业文明史料，回头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两篇转载率极高的论文，像缅怀“四大发明”那样引经据典地说明中国“小农生产”早于西方多少年，以此来彰显民族自信。
　　民以食为天。千百年来，不管人类如何煞费心机地奔向“现代化”，但时至今日，总归没有摆脱必须依赖食物才能生存的事实。中华民族创造世界上最灿烂的农业文明，并从农业文明之根上生长出博大精深的国学文化。然后，短短几十年的“现代化”之后，还有多少人认为中国是农业文明国家？提到中华文明，还有多少人想到农业？
　　人类生存之根是什么？食品安全，耕地污染之病根在哪里？
　　以何为本？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中国人的口头禅。所谓的五千年，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文化不是“上帝”先于人类之前就制造和设计好的，是人类自己在生产生活中不断总结和提炼的智慧结晶，也就是说“文化”必须有“土壤”才能产生，而这个土壤，对中国来说，就是农耕。
　　近几年常常有人质疑中国的“文明史”没有五千年的言论，但如果换个说法称中国的“农业文明史”，恐怕就不是5000年的问题。据考证农业文明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的一万四千年多前，中国是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地区。农业带给人类首先是从流动迁徙转成定居，中国至少早在8000年前就有定居农业。距今7000年前，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保存有古人人工种植的稻谷，至中国农业始祖“神农氏”时期，农业文明基本形成。《白虎通》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然而，今天的中国人，说到中华民族的辉煌时，说得最多的是“四大发明”。孰知“四大发明”这顶桂冠，是西方人基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标准和对西方文明的贡献的赠予。要说中国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与顺天时、借地力的精细化、生态化的农耕文明相比，“四大发明”实在没法相提并论。因为工业文明对人类的贡献是在技术和物质层面，而农业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则主要集中在文化与精神层面上。中国古代农业对人类的贡献，除了精细化、生态化的农耕方式，及生产出高品质的食物外，更在于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一套宏观整体的认识论，一整套“道法自然”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生命本真的参悟智慧。
　　据世界可考的资料记载，我国春秋战国的“量地利”的农业生产的代表——龚作法，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农耕技术。西汉著名农学家氾胜之作所《氾胜之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农书，里面有关于作物栽培方法的详细论述。粪肥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先民对人类农业的巨大贡献，早在《农书•粪田之宜》，就有“用粪犹用药也”精辟观点。不光是技术，先民们主导农业生产的思想更是让人敬佩。《荀子•王制》指出“凡农之道，厚之为宝”。《齐民要术》提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可谓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智慧。在中国的农耕文化里，土地是一个天然和谐的共生系统，包括植物、动物、昆虫、鸟类、微生物，都是农业大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庄子）。”蚯蚓是耕田松土的帮手，蝼蛄锄草而又间苗，蚂蚁在深秋时会把草籽收藏起来作为过冬的食物，第二年地里就不会闹草荒。地里种了玉米，为了防止棉虫侵害，玉米地旁边种上芝麻，棉虫就会躲避芝麻的气味而自动远离。现代植物学认为，豆类作物有固氮菌，会在地里保留天然的氮肥。而中国先民早就懂得这些，通常利用豆类进行倒茬和轮作，以不断提高土地肥力。中国的农耕文化里，没有绝对的“敌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荀子）。一种所谓的“害虫”，恰恰是另一种“害虫”的天敌，它们相生相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农田里的杂草也不例外，作物中适当的保留杂草，可以涵养水分。正所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正是由于这种和谐的农耕“土壤”，才“生长”出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辅相参赞”的博大的中国文化。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