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万龙（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

农地经营规模是农业经济学研究领域一个持续讨论的话题,也是中国目前极具现实政策含义的话题。本文对农地经营规模变化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总结,并从城镇化发展水平制约下,农业劳动力可能的转移规模这一现实约束的新视角,对我国未来农地经营规模的现实选择进行了分析。分析显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农业在总体上都无法实现户均百亩或千亩以上的大规模经营,户均几十亩耕地将是中国未来农地经营规模的常态。为此,应削减对过大规模经营者的扶持力度;同时,必须下大力气完善对兼业农户的支持服务政策,以稳定农户农业收入。

一、引言

经营规模问题是农业经济学研究领域一个持续讨论的话题, 也是中国目前极具现实政策含义的话题。经营规模过小一直被认为是影响我国农业经营效益的重要因素, 进而影响农业发展。要提高农业竞争力, 就必须实行“适度规模经营”, 这已经成为了学术界和农业政策界的共识。从经济学角度来说, 任何经营活动毫无疑问都必须有一个合适的经营规模,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农业是否需要“适度规模经营”, 而是在于探讨中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现实含义。本文将聚焦于中国的农地经营规模问题, 也就是种植业的经营规模问题。

国际经验和国别研究表明, 关于什么是最佳的“农地经营规模”并未达成一致性看法;单纯就技术经济而言, 不同技术水平下的最优农地经营规模会不一样 (Chavass, 1999) 。例如, Hall等 (1978) 研究显示, 在加利福利亚, 使经营有效率的最小农地规模是100英亩, 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 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也有关于小规模农户更具效率的案例 (Garcia等, 1982;Yotopoulos等, 1973) 。事实上, 影响一国农地经营规模的因素非常复杂。就中国而言, 农地经营规模不仅要考虑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因素, 要考虑多大规模的农地经营才能确保对农业经营者产生有吸引力的经营收入, 还需要考虑城镇化发展所能吸纳的农业劳动力数量这一现实约束。因此, 单纯从某一个角度 (例如收入视角) 探讨经营规模是不全面的。本文将对农地经营规模变化的国际经验进行总结, 在对基于收入视角的我国农地适度经营规模的相关分析进行评论基础上, 从可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这一现实约束的新视角对我国未来农地经营规模的现实选择进行分析。

二、关于农地经营规模的一般性国际经验

(一) 经济增长与农地经营规模变化

由于系统性数据的缺乏, 关于农场规模方面的宏观经济证据较少;但可以肯定的是, 各国之间的农场规模差异极大:根据FAO的数据, 阿根廷平均农场规模是469公顷, 而孟加拉国只有0.5公顷 (费德里科, 2011) 。

Eastwood etc. (2010) 利用FAO数据对若干国家在过去数十年中农场农地经营规模的变化进行了总结。研究结果显示, 总体而言, 人均GDP越高的国家, 其农场的经营规模越大;并且, 自20世纪中期以来, 随着人均GDP的增长, 发达国家的农场规模也在扩大。但是, 如果分地区来看, 这个“总体来说”的结论并不成立。例如, 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国家的平均农场规模一直很小, 并且, 自20世纪中期以来, 尽管人均GDP在增长, 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农场规模却在缩小。

根据Chavass (1999) 的总结, 影响农场经营规模的因素非常复杂。除了技术水平之外, 交易成本、市场的完善程度、税收政策和农户的风险规避能力等都会对农场经营规模产生影响。而Eastwood等 (2010) 的研究显示, 对于曾经被殖民的国家来说, 由于殖民者对土地的掠夺所形成的固化的利益格局, 往往会形成大规模农场和农地分配不均的状况;除此之外, 一国的土地改革政策、农业技术进步的路径、政府的农业政策等也都会对该国的农地经营规模产生影响。以上种种因素使得各国的农地经营规模变化难以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简单的线性关系。

(二) 农业生产率与农地经营规模

1. 农业生产率对农地经营规模的影响。

设一国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为L, 农业产出为Y, 农用地面积为A, 则本文可以在农业劳动生产率 (Y/L) 、农业土地生产率 (Y/A) 和劳均经营规模 (A/L, 即劳动-土地比率) 之间构建起如下关系式:A/L= (Y/L) / (Y/A) , 即劳均经营规模可以表示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生产率之比。具体来说, 劳均经营规模与劳动生产率 (Y/L) 成正比, 与土地生产率 (Y/A) 成反比。因此, 农地经营规模的变化趋势与该国农业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升速度有关:如果一国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快于土地生产率, 那么劳均农地经营规模将趋于扩大;反之, 经营规模将趋于缩小。

那么, 一国农业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路径由什么决定呢?根据希克斯-速水-拉坦-宾斯旺格所提出的关于技术变迁的理论 (Hicks, 1932;Hayami等, 1985;Bingswanger等, 1978) , 一个经济中要素禀赋的相对丰裕程度的不同, 会导致技术变迁的有效路径的不同, 技术变迁会沿着节约相对稀缺要素的路径演进。从这一规律出发, 土地资源相对丰裕而劳动相对稀缺的国家, 农业发展的演进路径将倾向于采用节约劳动力的技术, 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可能会快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速度, 从而农地经营规模会趋于扩大;而农业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 其农业则会倾向于沿着更加节约土地的方向发展, 即土地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可能会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 从而制约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

速水佑次郎等 (2000) 对44个国家和地区1960和1980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变化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 在20年间, 欠发达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不足发达国家的1/3, 而土地生产率则同步提高, 由此导致20年间发达国家劳均经营规模以3.6%的年均增长速度扩大;而相反, 欠发达国家的劳均经营规模则以年均0.8%的速度在缩小。各国在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方面的差异可以主要解释为替代劳动的投入品 (如拖拉机) 和替代土地的投入品 (如化肥) 的不同:在过去20年间,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下降了一半至三分之二, 由此导致了发达国家劳动节约型技术 (如机械) 的广泛运用;而与发达国家相比, 由于爆炸性的人口增长和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吸收能力不足, 欠发达国家出现了农业劳动力的绝对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技术开发的主要努力被引向节约土地, 其手段是更多地使用替代土地的投入品, 如每公顷农田的化肥量。生产函数的估计表明, 欠发达国家规模中性的土地节约型技术的发展确实大大超过了劳动节约型的机械技术的发展。

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内部, 上述规律也仍然存在。乔瓦尼·费德里科 (2011) 的研究显示, 在1880—1980年间, 在所选5个发达国家中, 人地关系最为紧张、人均耕地面积最小的日本, 其土地生产率始终最高, 而劳动生产率则最低, 且100年间其土地生产率增长了3.2倍, 劳动生产率则增长了14.3倍;而人地关系最为宽松、人均耕地最多的美国, 情况则完全相反, 除个别年代外, 其土地生产率最低, 劳动生产率最高, 且100年间其土地生产率只增长了1.4倍, 而劳动生产率则增长了21.1倍;人地紧张关系介于二者之间的丹麦、法国和英国, 两个生产率指标的状况也介于二者之间。

2. 农地经营规模对农地生产率的影响。

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率之间的另外一层关系是农地经营规模对农地生产率的影响。其间的负相关关系最早是Chayanov (1926) 在俄罗斯观察到的, 他发现小农场的亩单位产出更高。随后, Sen (1962) 和Chand等 (2011) 对印度、Bardhan (1973) 对巴西、Berry等 (1979) 对马来西亚、Khan (1977) 和Rosenzweig等 (1993) 对巴基斯坦研究都发现了相似的现象。这种负向关系在中国也有丰富的实践证据 (夏永祥, 2002;卫新等, 2003;李谷成等, 2009;王建军等, 2012;林本喜等, 2012;刘凤芹, 2006;高梦韬等, 2006) 。